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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技术不仅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创新劲旅，也是未来产业成长的丰饶腹地，同时更是拉升产业层级的强大引擎。在未来10年量子技术产业化与商用化日益加速的关键时期，更多政策的给养与赋能还会支持中国量子技术爆发出更强韧性，量子技术也势必成为新质生产力开枝散叶的深厚沃土。 量子技术乃新质生产力策源丰地 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测量是量子技术目前的三条主要研究路线。量子技术身边其实汇集与簇拥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多种技术创新能量，其中的任何一项技术都是新质生产力的活跃母体。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主导，而即便是对于这一主导力量，量子技术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赋能与加力。数据和算力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两个因子，如果有了量子计算的加持， AI的数据储存以及由此生成的学习能力会更为强大，同时数据处理能力也将突飞猛进，未来人工智能的数智化水平实现石破天惊的提升也毋容置疑，而当这种类人脑或超人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工业、交通以及生命科学等所有行业，新质生产力就会加速迸发。 量子通信也可在新质生产力的领空长袖善舞。一方面，量子通信可以为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等智力成果穿上铠甲，使得这些来之不易的发明创造不被模仿与不被偷窃，这种对原创性技术的高度保护特别有利于人类创造精神强力度的爆发，从而对新质生产力构成更为持久的能量支持；另一方面，量子通信被视为“最快的通信”，有着“量子世界的筋斗云”之称，而基于信息传输的加速以及算力的加强，新质生产力的效率也将获得大幅提升；此外，量子通信可以准确掌握量子物的运动情况，无论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以及飞行汽车等飞行物运行，还是深海探测、极地科考等摸索性行为，都将获得极大的安全性护航，新质生产力由此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频繁触发。 量子测量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更不可估量。从高穹到沧海，从沙漠到荒原，量子测量除拓展了传统能源更为旷远的勘探与开采腹地外，也同时为人类发现与找到新能源、新材料等稀缺资源打开了宽阔的视窗，新质生产力成长与发展的支撑力由此会变得越来越厚实。 回到量子技术本身，无论是作为量子计算载体的光量子计算机与超导量子计算机，还是作为量子通信核心硬件的量子交换机与中控服务器等通信设备，抑或是作为量子测量重要工具的量子磁力计、量子重力仪以及量子雷达等，任何一个载具无不是新质生产力的具象，量子技术可谓未来产业+等新质生产力的大本营。 中国赢得集群优势 从量子技术的全球竞争格局看，中国已经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其中量子通信处于领跑位置，量子计算与最强赛手处在并跑行列，量子测量研究正在加速追跑。 量子计算方面，全球目前实现了“量子霸权”（算力能够打破全球最高水平）的量子计算机只有4台，除美国谷歌的“悬铃木”以及美国与加拿大合作的“北极光”，另外就是中国的“九章”与“祖冲之”，我国由此成为全球目前唯一在光量子与超导量子两种物理体系中都实现技术突破的国家。另外，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所搭载的硬件、芯片、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国产化率超过80%。自面向全球用户免费开放以来，远程访问人次已突破570万。 量子通信方面，我国发射的“墨子”号卫星所具备的信息传输能力是传统无线电传输系统的128倍，量子密钥分发距离扩展至4600公里，并且成功实现了从地面到太空的多用户通信技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量子保密通信的国家。不仅如此，我国已建成了国际上首条远距离光纤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并在此基础上，全线贯通了总里程超过104km的国家量子骨干网，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重要区域。 量子测量方面，海森堡极限被公认为全球利用量子方法和资源进行精密测量所能达到的最终极限，我国可以实现对0.01ppb级别的缺陷浓度(一千亿个正常原子中出现一个缺陷)进行高灵敏度探测，相当于能够检测出当前十纳米以下芯片中的缺陷，比目前海森堡极限高出两个量级以上。 我国在量子技术领域赢得先人一步的优势，首先应当归功于宏观政策在战略上的超前导向。继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后，推动量子技术研究发展也进入到了“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中，同时过去八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重点提及量子科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开辟量子技术等新赛道，创建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表明促进量子技术的示范应用和产业培育将提上议事日程。 市场层面对量子技术的追逐也格外热烈。除了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量子技术基础设施外，阿里巴巴、百度还分别创建了量子实验室和量子计算研究所，中国电信、华为等ICT（信息及通信技术）巨头也都成立了相关量子保密通信研发团队。以工商登记为准，目前国内有超过4200家量子领域相关企业。 打造更宽阔的政策给养池 尽管在量子技术研发的竞争节奏上中国目前处于领先位置，但同时必须看到自身的不足与软肋。一方面，人才储备不足是较为突出的矛盾，无论是量子科技领域的人才团队规模，还是杰出的科学家群体，我们都非常短缺，且人才培养与成长又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一些量子科技实验的基本材料比如关键的元器件和设备仍然依赖进口，且达到完全自主化程度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量子技术产业化方面，国内目前的落地技术壁垒较高、投入成本较大，且产品依旧还在不断试错中，与国际上由龙头企业主导，研发和应用“双向驱动”的格局且新产品、新突破持续迭代相比，国内龙头企业对配套企业的带动和集聚能力不足，研发和应用之间的“断层”现象较为明显。因此，巩固与壮大量子技术研发的存量优势，抓获与争抢产业化应用的增量优势，需要战略与政策层面的进一步赋能。 首先，以专项战略构成更明确的目标牵引。立足于“十四五”规划甚至未来10年的国际竞争趋势，有必要出台专门的量子技术与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制定明确与清晰的技术发展与产业推进路线图，且在宏观规划之下，再细化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测量的专项战略规划，同时明确重点发展领域与关键突破环节，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对量子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的全方位支持与扶持政策，尤其要提高财政、金融政策的供给含金量与有效性。 其次，以协同创新凝结更强大的力量架构。主要依赖于官产学的集群联动，尤其是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是国际量子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我们有必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一方面可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组建量子技术以及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量子测量的全国性企业协作圈，同时支持头部企业牵头建立量子领域创新联合体，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纽带，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开展前沿技术攻关和孵化；此外，还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发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量子产业联盟，积极参与全球量子产业链构建，提升国际产业话语权。 再次，以应用导向推进更广泛的落地效能。国内量子技术研发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与市场之间的屏障尚未打通，为此，需要加大力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以市场需求、成果转化为导向的产业技术研发，支持各行业具有真实需求的科研课题进入研发领域，与此同时，可在上海、广州、合肥等量子基础资源较好的大城市地区，选择以龙头企业集群发展为重点，创建国家级量子技术产业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全国量子技术产业发展；不仅如此，还须利用与发挥国内市场优势，针对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金融等重点行业实施量子技术集群应用的专项行动，特别是目前中央企业参与量子应用的占比还不到5%，需重点强化央企对量子技术应用赋能的示范作用，以应用“反推”量子技术的加快发展。 最后，以纵横贯通锻造更卓越的人才矩阵。一方面，将量子技术科普纳入中小学科普的重要内容之中，同时支持企业和研究机构面向市场输出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为抢占量子技术全球产业高地，借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开设量子技术本科专业的经验，全国重点高校应在注重发挥差异化优势的基础上加快相关专业的设置，普通院校与职业技术院校也要加入到量子技术专业与课程的创建中来，以培养出更多的量子技术应用型人才，为此，高等院校有必要与国内量子龙头企业加强融合共建，包括实行双导师模式等密切与产业界的互动；此外，由于国内量子技术方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只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全不能匹配高层次量子技术人才的需求，必须加快提升硕、博培养单位的覆盖面。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