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和“过紧日子”

继中国国家发改委上周四（17日）明确“共同富裕”是要“共同奋斗”后，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今天再发评论文章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循序渐进”，并呼吁“不盲目攀比和冒进”。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随后谈及共同富裕议题时明确，“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是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另一方面，与“共同富裕”一样，党政机关要“过紧日子”的提法不是什么新词儿，但从去年开始伴随着“共同富裕”一再被提起，也引发外界联想。

中国已故领导人、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多次提到的“共同富裕”，自去年8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再次被提起，就在中国舆论场被广泛引用，社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进展也更加关注。

中国去年再提“共同富裕”，正值互联网和娱乐圈等高利润行业被官方旋风式监管和打击。

有分析认为，官方公开要求政府准备过紧日子，又强调共同富裕要“量力而行”，显示中国疫后经济相当不乐观。

对“共同富裕”新一轮的诠释，是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上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认为共同富裕是可以“躺平”“等靠要”了，也有人认为政府要搞“福利主义”。

在解释“量力而行”时，哈增友说，中国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把“共同富裕”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能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

于是乎，腾讯、拼多多、阿里一众中国互联网巨头闻风而动，立即豪掷数百亿元（人民币，100亿元人民币约21.26亿新元），积极响应“共同富裕”计划，社会也因此产生“杀富济贫”的讨论。

“共同富裕”要量力而行

这大概也是为何自去年会议提到“共同富裕”以来，官方围绕这一课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多次作出解释的原因。

除了否认”杀富济贫”，中国官方和媒体还多次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实际上，去年的会议在阐述“共同富裕”时就已经强调，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但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时代烙印，对于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澄清显得格外重要，也有助于消除社会对中国开历史倒车的疑虑。

刘昆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财政改革与发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又说，“政府的日子现在是越过越紧了”，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应对措施，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

尽管如此，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过去两年参与人数却明显增长。2020年有157万余人通过国考资格审查，比2019年增加9.72％，而去年有至少183万人过审，同比增幅扩大至15.8％。今年总报名人数突破202万，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东北某县的财政人士说，今年的收入只希望能和去年持平，税源收入太少，地也卖不出去，所以持平就不错了。

不过，根据《中国经济观察》报道，一名县级财政部门人士则透露，最近做预算时难以平衡的问题尤为突出。原因在于支出固化，难以降低。“实际上我们的收入仅仅能够保‘三保’，收入项中预计2022年土地收入好转的可能性不大。税收不够，只能想其他办法。”

“共同富裕”和“过紧日子”

这不由得让人感慨，无论是金饭碗还是铁饭碗，要想达到共同富裕，恐怕这“紧日子”都还得挺一挺。

去年1月，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专门就“过紧日子”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2021年预算安排将一如既往加强对地方的财力保障，同时加强“三保”执行监测，即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严禁挤占挪用“三保”支出。年底，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政府过紧日子也就意味着公务员的收入缩减。香港《南华早报》在上月一篇报道中引述中国东部富裕省份浙江一名公务员透露，其月薪减幅达25%。作为大多数公务员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津贴和绩效奖金也被削减。

铁饭碗和金饭碗

刘昆还说，政府过紧日子，就是要党政机关特别是中央机关带头厉行节约，把钱省下来用于支持民生和市场主体，但“这并不是基于财政收支压力的考虑”。

《人民日报》今天的评论文章也说，必须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促进共同富裕是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

当时会议强调，要把蛋糕做大做好，还要通过合理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并提出了“第三次分配”。按照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定义：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